工业和信息部部长苗圩专访：以国家战略目标为起点，引导社会投资到制造业的薄弱环节，补短板，增后劲。
今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也是落实《中国制造2025》的关键一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供给侧方的结构改革，重点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改革方式促进结构调整，降低低效率和低端供应，扩大有效高端供应并加强供应结构，以适应需求的变化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近年来，国内外制造业发展的环境在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从国内环境来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常态。从全球角度看，全球制造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方面，中国需要找到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形成中国新的经济增长势头，形成国际竞争的新优势，注重制造业，制造业的困难，制造业的出路。
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对《中国制造2025》进行全面解读时，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表示，在全球制造业的四级梯队中，中国处于第三梯队，而且这种格局在短时间内难有根本性改变，中国要成为制造强国至少要再努力30年。
面对差距，中国该如何迎头赶上? 经济新常态的压力下，如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又该如何优化制造业发展环境?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苗圩表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总揽全局、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创新，也是加快制造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
由大变强的历史跨越
《财经国家周刊》：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加快制造强国建设有何重要意义?
苗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总揽全局、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创新，也是加快制造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
首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应对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主动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在不久前召开的G20工商峰会上指出，创新是从根本上打开增长之锁的钥匙，当前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日新月异，将给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从这些年我国制造业发展实际看，本轮产业变革的重心就在供给端，实质是通过制造模式和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提高供给对需求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形成新的增长动力。为此，世界各国都在加大战略布局力度，全球范围内产业升级步伐明显加快。适应国际形势新变化、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必须从供给侧发力，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快培育国际产业竞争新优势，提高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
其次，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大举措。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以增速换挡、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为特征的新常态，同时也进入了中等收入发展阶段，201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合8016美元。从国际经验看，我们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能否培育一批具有竞争优势的主导产业，能否形成一批具有竞争优势的骨干企业，能否持续提高供给体系的效率。我们必须顺应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加快推动制造业结构调整和提质增效升级，培育形成新的发展动能，从而实现更高水平的持续发展。
再次，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破解制造业突出矛盾和问题、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必由之路。回顾新中国成立60多年，前30年大体上解决了制造业从无到有的问题，又用30多年解决了制造业从小到大的问题。当前，我国制造业仍然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比如，一些行业产能严重过剩，我们还要下大力气去产能，与此同时，大量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还依赖进口。这些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在结构方面，而且主要在供给侧方面。制造业是各类资源要素最集中的领域，无疑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战场。必须强化创新的引领作用，通过优化要素配置来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推动制造业迈向中高端，实现由大变强的历史跨越。
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制造2025》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三步走的第一步，也是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落实《中国制造2025》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何重要关系?接下来工信部将重点推进哪些工作?
苗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给我们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方向。
贯彻落实《中国制造2025》，推进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要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首先，着力化解过剩产能和处置“僵尸企业”，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
一是着力化解过剩产能。产能严重过剩是我国制造业“供给侧”最大的问题，也是造成供求不平衡的主要原因。要加大政策力度，制定实施煤炭、钢铁等重点行业分业施策专项方案，引导过剩产能主动退出。加快建立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和法律责任追究机制，从制度层面确保产能过剩行业不再重复上新的建设项目和产能扩建。同时，还要辅以相关的兜底政策，妥善解决长期积累的职工安置、生活保障、债权债务等突出难题，使过剩产能加快退出。
二是积极稳妥处置“僵尸企业”。处置“僵尸企业”是化解过剩产能的牛鼻子，是绕不过去的坎，是必须要做的手术。处置“僵尸企业”要按照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的要求，通过兼并重组、破产重整、破产和解、破产清算等途径，平稳有序推动产业重组处置“僵尸企业”。
其次，补齐创新能力、质量品牌和工业基础短板，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
一是着力增强制造业创新能力。重点是打造以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为核心载体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体系，改变当前创新资源和创新力量分散断裂、各自为政的状况，消除从实验室产品到产业化之间所谓的“死亡谷”，提高关键共性技术供给的有效性。6月30日，首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动力电池创新中心正式挂牌成立，国务院领导同志专门作了重要批示，年内我们争取再建成1-2家。
二是加快提升产品质量品牌。加快国内质量安全标准与国际标准并轨，组织攻克一批长期困扰产品质量提升的关键共性质量技术，着力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及一批国内著名品牌，努力提高中国制造的质量水平和品牌美誉度。近期，国务院专门部署了消费品工业“三品”专项行动，围绕“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支持企业提升技术研发和创意设计能力，开展国际对标和产品品质对比，培育和宣传“中国品牌”，努力提升品种丰富度、品质满意度和品牌认可度，以适应消费升级的需要。
三是夯实工业基础。围绕《中国制造2025》十大重点领域，开展重点领域“一揽子”突破行动、实施重点产品“一条龙”应用计划、建设一批产业技术基础平台、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集中成体系地解决一批标志性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和先进基础工艺的工程化和产业化，从根本上解决工业“四基”能力薄弱问题。
引导社会投资向制造业薄弱环节倾斜
《财经国家周刊》：从长远来看，中国需要通过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才能不断维持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优势。除了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以外，还有哪些工作需要推进?
苗圩：还需要推进以下两方面工作：
一方面，有效降低企业综合成本，释放微观主体发展活力。
一是降低要素成本。加快发展技术市场，健全知识产权创造与保护机制。鼓励发展互联网金融、众筹众包、金融租赁等新型融资方式，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还要在提高工业用地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和降低物流成本等方面下功夫，进而降低我国制造业的综合成本。
二是降低交易成本。今年国务院再次取消、停征和整合一批政府性基金收费项目，并正在研究进一步的降低税率措施，各地方政府也清理规范了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企业税费方面负担将进一步减轻。
三是降低制度性成本。围绕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优化监管服务流程，落实优惠政策，开辟绿色通道，减少检验、检测、认证等各类收费事项，加强监督检查和问责，为企业降本增效扩大空间。
另一方面，推进制造业和互联网深度融合，化解供需结构错配矛盾。
一是加快实施智能制造工程。从2015年开始，工信部启动了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专项行动，已有110个智能制造试点项目入选。2017年将进一步扩大范围，在全国推广有效的经验和模式。
二是发展个性化定制、网络化制造等新型制造模式。重点是支持企业利用互联网解决市场供需信息不对称问题，使生产系统与供应链系统、电子交易系统无缝对接，实现零库存、零浪费的精益生产和精准供给。
三是支持大企业利用互联网开展“双创”基地建设。鼓励有条件的制造企业建设互联网“双创”平台，汇集创新资源，利用创客空间开展产学研用合作和网络协同制造，带动中小企业参与供应链协同创新，建立资源富集、创新活跃、高效协同的“双创”新生态。
《财经国家周刊》：无论是供给侧改革还是落实《中国制造2025》都需要政府要提供配套政策和政策引导，鼓励企业在制造业领域的创新发展。如何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制造业发展环境?
苗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义是“改革”，实质是通过改革促进资源有效配置，推动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对制造业领域来讲，改革的重点是：
一要深化要素领域改革，完善公平竞争市场环境。通过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加快人力资源市场、土地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以及煤电油运等要素市场的改革，减少政府对要素市场价格的干预，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调控作用，矫正以前过多依靠行政配置资源带来的要素配置扭曲，激发市场主体特别是民营资本进入制造业的积极性。
二要继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减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环节和关键一招。按照国务院部署，继续深入推进“放、管、服”，注重上下联动，不断提高制度供给的质量和水平。特别要针对民间投资、非公经济、中小企业面临的“玻璃门”、“弹簧门”等问题，着重解决放权不同步、不协调、不到位问题。同时，要补齐事中事后监管的短板，扫盲区、消隐患，更加注重改进对企业的服务。
三要统筹五大政策支柱，实施精准的产业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通过科学搭建、组合运用宏观政策、产业政策、微观政策、改革政策、社会政策五大政策支柱，推动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今年以来，工业经济运行中的地区、行业分化现象进一步加剧。不同行业、地区遇到的困难有共性的原因，也有个性的因素。这需要我们更加注重因业施策、因地施策，特殊情况下还要因企施策。按照国务院要求，近期我们连续出台了有色、建材、消费品等行业分类施策的意见，积极推进汽车等行业指导性文件的制定。下一步，将推动产业政策由选择性、倾斜式政策向普惠性、功能性政策转变，注重产业政策与财税、金融、环保、国土等政策的衔接配合，不断强化对制造业发展的支持。
不能忽视对需求端的引导
《财经国家周刊》：有评论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是为了释放需求端潜力。对此你有何看法?
苗圩：在供给侧发力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对需求端的引导，要注重通过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要着力引导社会投资需求，以服务国家战略目标为出发点，引导社会投资向制造业的薄弱环节倾斜，补短板、增后劲。要着力开发居民消费新需求，培育新能源汽车、智能家居等高端、绿色、健康的社会消费观念和消费需求，倒逼企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要着力拓展国际市场需求，创新产品、质量和服务，在巩固传统比较优势的同时，更加注重培育新优势、开拓新空间。总之，要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端管理相互配合、相互协调，更好地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